Antonio Navalón
近日，我们目睹了种种景象：从对总统职位的评判、质疑、 模仿，乃至贬低，到短短数小时内，我们便深陷于一个涵盖各种极端的叙事之中——从地缘政治上的暗示（例如对霍尔木兹海峡——全球能源贸易的关键咽喉要道之一——的假设性封锁），到对教皇利奥十四世教皇任期的批评。更甚者，一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唐纳德·特朗普形象加剧了这种局面，画中的他自诩为救世主，声称要治愈、救赎并拯救世界。
这一切都在单一的传播策略下展开，遵循着政治与媒体超加速的单一逻辑，其追求的不是连贯性，而是冲击力。这是一种已演变为完整“奇观”的政治与治理形式，旨在制造惊喜、引发不安，并让观众始终屏息以待。仿佛唐纳德·特朗普日复一日地向我们呈现某种剧集——完全沿袭了他那档真人秀《学徒》的风格——并让我们充满好奇，以至于第二天仍会继续收看。然而，正是这种效果引发了关于这种权力行使形式究竟会升级到何种程度的合理担忧。
根本问题在于，这种做法似乎更多地遵循叙事逻辑，而非国家治理的逻辑。正如他在《学徒》节目中的表现，其预期似乎是：每一集都取代前一集，下一轮的关注度会抹去当前轮的代价，而在此过程中，人气得以重建。但国际体系并不像真人秀那样运作。代价不会消失，而是不断累积。
若要用一个词来定义唐纳德·特朗普，那就是“不可预测”。没有稳定的模式，没有清晰的战略连续性，就全球治理而言，这带来了一种连最经验丰富的行为体都难以驾驭的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利益——主要金融中心、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经济精英——与“永久性破坏”的逻辑并不相容。他们试图维护的秩序与正在产生的动荡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张力。
这种担忧并非某个特定政治或意识形态群体的专利。它既影响美国公民，也影响我们这些通过经济、政治或文化融合而处于美国影响力范围之内的人。这种担忧并非修辞性的，而是系统性的。
与此同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内，总统被宗教人士和福音派领袖们簇拥着，展现出一幅充满保护意味、近乎精神层面的合法性图景。与此并行，一种个人主义的——甚至带有天命论色彩的——叙事浮现出来，暗示着（尽管只是象征性地）一种拥有非凡、近乎救赎能力的领导力。这一元素超越了轶事层面，强化了个人主义权力的逻辑。
在此背景下，某些势力开始在美国体制框架内构想极端情景，例如最终援引《美国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该条款针对总统无法履行职务的情况。我不认为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也不认为短期内会有这种可能性；然而，这一提议本身就反映出星条旗下这个国家当前的政治紧张程度。
如今，尽管这种动态带来了不确定性，但一些行为体正以清晰的战略眼光把握时机。事实上，如果说当前局势中有一方受益者，那便是中国。 中国无需过度反应。其发展模式——以政治管控、耐心、内部稳定、长远规划以及对权力的纪律性管理为特征——使其能够在动荡中定位为稳定力量。在动荡时期，中国向国际市场展现出可预测的形象，这绝非偶然。
此外，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元的关系依然具有结构性特征。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之一，因此也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参与者。尽管中国正在逐步多元化其货币影响机制，但它没有理由突然打破这一框架或立即取代它。
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确实远未达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射能力。然而，在经济、科技、工业或地缘政治等所有其他维度上，中国已建立起足以抵御动荡局势的坚实防线。
历史表明，这并非世界首次经历领导层反复无常或危害深重的时期，也非首次沦为破坏全球平衡决策的牺牲品。在其他时代，类似的动态曾导致大规模冲突。不同之处在于，当今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远高于以往，影响的扩散速度也更快。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老去。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在经历了四年多的冲突后——正面临着乌克兰战争意外拖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他未能结束这场他原本认为会轻松、迅速且低成本的冲突，这既削弱了他的军事能力，也动摇了他的国际合法性。
以色列正处于极其复杂的境地。与其说是遭遇了常规意义上的失败，不如说其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正逐步恶化。随着时间推移，内外压力日益增大，迫使其厘清责任并重新制定战略。
从历史上看，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特征：将伊朗视为该地区的核心威胁。自20世纪末以来，历届以色列政府都试图拉拢华盛顿，共同对抗伊朗。然而，鉴于其全球性影响，大多数美国政府都避开了这种局面。如今，这一界限似乎已变得模糊。尽管显然与伊朗进行更直接的对抗将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但从战略层面来看能获得什么尚不明确。
我们不知道谁或什么会获胜。我们确知的是，以色列将因消灭该地区唯一有能力、有军力且聪明的敌人而获得和平。但事实是，从此刻起，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特朗普将背负起这副重担，而那位帮助他扛起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名叫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喧嚣、动荡与不确定之中，若有一件事正逐渐清晰显现，那就是有一个行为体正以耐心、纪律和长远眼光稳步前行。
这个行为体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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